《大昭寺门前》
“我的很多同学都没有画过真正的人体，尤其是女人体。好紧张那会儿，我都直哆嗦！”
“不敢看，就用眼角偷偷地瞟几眼，然后就一直画画。”这是史国良老师在18年的《我爱书画》节目中讲述他在中央美院求学的趣事时，用逗趣的语言描述了当时画人体写生时的尴尬又不失好笑的经历。逗得嘉宾们哈哈大笑。
史国良是一位画家，并不是专业的主持人或电视人。无论是幽默也好，率真也罢都未经雕琢和修饰，而是出自与他的真性情。有人说他借着出名跑到国外发展，有人知道他曾经不顾妻和子执念出家，更有人评价他还俗是佛心不坚。
僧人打扮的史国良
其实，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这所有的一切只是因为身随心动。
史国良生于北京城郊，家中姊妹七人他排行第六，父母兄姐都是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却不知道史国良是继承了哪一代的基因，从小就特别擅长画画。
1973年，史国良考入了北京第三师范学校的美术班，同时跟随周思聪和黄胄等著名画家学习画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进入专业学校的史国良迫切地吸收着以前从未接触过的绘画知识。他极为用功，那时候老师留的作业大多是5张10张，但史国良每次都交上去30、40张作品。
少年史国良
对于写生，史国良更是乐在其中。他家住在北京城郊，从五道口去门头沟、温泉等地都得骑自行车。几十里的路在史国良看来也不觉得辛苦，他每次出门前都给自己安排十几首歌，计算好每首歌唱几分钟，当他特别投入地将这些歌唱完也到了写生的地方。
画得晚了不回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时他会直接跑到北京站去睡一夜。其他地方过夜都需要花钱，火车站24小时开放，没有人会特别注意他。
坚持和勤奋不一定能让所有人成功，但每个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的背后，都有我们常人无法现象的坚持与忍耐。
军艺时期的史国良
中专毕业后，史国良在学校做了一段时间老师。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史国良顺利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史国良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研究生，他又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孩子，其他同学都比他年长好几岁，还有不少同学都已经成家了。
史国良长得帅气，浓眉大眼睛，英气勃勃的，但是年纪太小了，没有哪个女同学会将他纳入结婚对象中。史国良对于男女之事什么也不懂，画画时一到人体写生就臊得大红脸。同学们都取笑他以后娶媳妇儿可怎么办？
但是事实证明，大家没有必要为此担心。在学校的舞会上，史国良认识了一个漂亮的姑娘，就在那时，他明白了什么是心动，什么是恋爱。不过当他知道这姑娘的来历时，立马打消了念头。这个叫做刘玉梅的女孩竟然是他们国画系书记的掌上明珠。
史国良和刘玉梅
虽然自己不是癞蛤蟆，但是国画系书记家的千金，他还是不太敢的。不过刘庆贵书记对史国良的印象却是极好的，在王征华等几位教授的撮合下，刘庆贵也觉得史国良虽然出身普通，但勤奋好学，将来未必不能有所成就，莫欺少年穷嘛。就这样史国良与刘玉梅开始交往。
1980年，史国良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艺术学校教绘画。那一年他刚好24岁。很多人在这个年纪上刚刚本科毕业，而史国良已经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
这段时间对于史国良来说真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仅工作上、创作上十分顺利。与刘玉梅的感情也渐入佳境，两人越接触越有话题，刘玉梅温婉博学，跟史国良有很多共同语言。刘庆贵书记对这个憨厚勤奋的小伙子也很看好，两人在家人的支持下将婚事也提上了日程。
史国良和刘玉梅
谈及婚嫁，现实的问题便摆在眼前了。史国良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任教，那时候刚刚开始搞活经济，但是教育体系、高等院校的住宿、生活条件还是很艰苦。
史国良他们这些年轻教师没有“资格”分到宿舍，他跟另外两位老师同住在一间大画室里，画室白天做教室晚上就成了他们三人的寝室。不过这对于史国良等人来说倒也没什么，大小伙子没那么多讲究，有个睡觉的地方便好，住在单位反倒节省了上下班路上的时间。
但是结婚就不一样了，总不能让媳妇儿跟着自己一起住教室吧？史国良愁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的异常举动引起了学校领导的注意，当领导们了解到史国良面临的困难时，当即便决定无论如何也要为他解决问题。
史国良一家三口的全家福
领导转遍了校内校外，研究了所有军艺管辖范围内的房屋分配，发现房屋分配确实非常紧张，实在没有能够腾出来的房子。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小年轻们结婚成家，随后他们决定给史国良“造”一间新房。
经过研究他们将一条走廊的一边做出一个隔断，经过简单装修给史国良做“新房”。就是这么一间房子、家徒四壁，史国良娶回了待他几十年如一日，无论什么困境都不离不弃的如花美眷。现在看来那个年代的婚姻是多么的单纯，而抛却了物质条件的爱情又是多么动人。
婚后一年，他们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史国良为他取名史村。有妻有子，史国良的生活甜蜜得让人羡慕，妻子刘玉梅贤惠能干，除了顾及自己的工作还将家中的大事小情都包揽了，只让史国良专心创作。
《转经》
史国良一直对西藏文化非常向往，他每年都会抽出一些时间去西藏写生。他以藏传文化为蓝本创作的作品《刻经》曾获得了蒙特卡洛国际美术大奖。
这个美术界的“奥斯卡”奖项让国内美术圈沸腾了，也让史国良收获了大把的赞誉。就在大家都为这项殊荣而兴奋时，史国良竟然将这幅令他名满天下的画作卖掉了，因为他想出国。
出国，在当时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对此妻子刘玉梅是不同意的。此时的史国良已经从军艺调到北京画院工作，又刚刚斩获国际大奖，可谓是青云直上，前途无量。妻子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抛弃已经取得的成就，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国外呢？
史国良和妻子居住的房子
但是，史国良却知道自己为什么必须要走出去。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新兴的、潮流的、时尚的东西一同涌入，西画盛行。与此同时国画开始被狠狠地否定，它变得土气、落后，写实人物画也开始走下坡路。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许多已经出去的画家反馈回来的消息都是积极的，名利双收的。谁不向往更好的生活呢？面对更好的物质条件、更自由的发展空间，史国良下定决心要出去。正巧加拿大邀请他做艺术交流，史国良带着卖画得来的一小部分钱告别妻子去寻找更好的发展。
想象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国外的发展环境并不乐观，在经历了一系列打击后，史国良还不幸遭遇了一场车祸。此刻已经到了他崩溃的临界点，最失意没落的时刻史国良给国内的家中打了电话。
史国良获奖
当他听到岳母的声音从听筒中传来时，眼泪瞬间夺眶而出。所有委屈、不甘、愤懑仿佛终于找到了发泄的途径。这突如其来的哭声令岳母慌了手脚，赶紧叫来女儿刘玉梅。在妻子耐心地安慰下史国良终于慢慢平静下来，跟家人说自己出了意外。
几日后，刘玉梅便带着儿子史村来到了史国良的身边。那是他们最苦的一段时间，史国良的作品还没有受到认可，但他也不能停止创作。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刘玉梅一人身上，在国内从事文化工作的她不得不到餐馆帮工，工作一天回到家后双手经常都是红肿的。
好在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一位朋友将史国良介绍给了温哥华艺术馆馆长。这位馆长很欣赏史国良，但是他不允许史国良的作品在温哥华艺术馆展出，因为这里只举办已故大师的画展。他将史国良介绍到卑诗大学亚洲中心举办了一场中国人物画展。
这次展览后，史国良逐渐有了一些名气，他的画作也渐渐打开了销路，还签约了代理人，每年都有固定的收入，不用再担心画作的售卖问题。手中有了余钱，史国良和刘玉梅还在海边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座小房子。虽然经历了不少波折，但史国良出国的目的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史国良、刘玉梅与师傅
按理说此时他只要保持固定作品的供给就可以让一家人在国外生活得舒舒服服，但此时的史国良内心是迷茫又痛苦的。因为他失去了目标和方向。
史国良曾梦想着成为一名大画家，以此圆他父亲当年的梦。但他现在的生活只能说是衣食无忧、轻松安定，却没有了创作的欲望和灵感。他找不到更进一步的方向了。
一个契机让他结识了台湾佛光寺的星云大师。与大师的一番交谈让他感受到许久以来没有得到过的平静和自在。这时星云大师围着史国良转了一圈说：“您怎么看，都应该是佛家的人。”
史国良受戒
就因这一句话让早有出家打算的史国良豁然开朗，经过几天的思考她还是对妻子说出了自己要离婚并出家的想法。这对刘玉梅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刚刚在国内取得了一点成绩便要出国打拼，好不容易在国外站住脚了又要出家，难道这就是一个艺术家的人生？
刘玉梅哭过也求过：“我可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呀！”但在精神上已经走投无路的史国良仍然坚定出家的决心。如今看来，史国良并不是潜心修佛，而是在心理状态崩溃的情况下为自己找一个精神上的寄托，那时候他其实也并不知道修佛到底指的是什么。
刘玉梅
事实上，在正式受戒之前，戒子们是需要经历“三坛大戒”的。简单点说就是成为僧人前的集训，他们每天需要4点起床，不论风雨，一步一叩首拜到山顶。上午听经，下午学规矩，连晚上睡觉的姿势都有统一规定。
在史国良看来，修行是自由的、是轻松没有牵绊的，而事实与他的想象又一次发生了偏差。但那时的他没有找到更好的精神寄托，还是于1995年美国西来寺正式受度出家。
出家人的生活不但没有为他的创作带来灵感和方向，反而更加桎梏了他的想法。史国良擅长写实人物，但寺里的师傅们则要求他画花鸟、佛像，他们认为写实的人物作品凡尘气太重，不利于史国良的修行。
史国良作品
在绘画题材上，史国良一度非常纠结，甚至与师傅产生了摩擦。但随着修行的深入，他对画画、佛法、宗教逐渐有了不同的看法。艺术需要保持创作的纯粹性，而不应该人为地做出自我设定。画家史国良可以画人物，僧人慧禅就只能画山水花鸟和佛像么？
他并不想成为一名终日参禅念佛的僧人，但修行佛法确实让他获得了平静，那么何不让佛法为我所用，一边修行一边画自己想画的东西。
想通了这一环节，史国良决定回国。历尽千帆，他最爱的仍然只有西藏那片纯净而辽阔的土地。1997年，史国良一身缁衣回到中国，去的时候是个团圆的小家，回来却只身一人。已成世外之人的史国良也未免有些怅然。
回国后，史国良挂单在河北的柏林禅寺，日常生活则以创作为主，相较于之前在国外的时候，此时的他更多地获得了自由和创作的空间。他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都非常经典，2000年做所画的《转经图》在14年后甚至拍出了1173万的高价。
史国良
虽然价格并不能完全衡量一幅画作的好坏，但至少代表了大众对这位画家的认可程度。这期间，史国良也奔波于各种慈善活动之间，参与义卖筹备善款。同时还兼任了几所高校的客座教授，生活忙碌而充实的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史国良终于成了一名画家。
尽管后来他在节目中说：“画家跟神经病差不多，都是胡思乱想。只不过艺术家能够抓住胡思乱想的画面，神经病抓不住。”但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回国后的史国良无论从状态上还是心态上都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与之相反的是生活在西雅图的刘玉梅母子遇到了不小的问题。史国良出家时儿子史村10岁，他与母亲一同送父亲上山，回程的路上孩子一直哭着说“为什么把爸爸留在山上？”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史村明白并不是爸爸被留下，而是自己和妈妈“被抛弃”。
史国良一家人
十几岁的男孩子最是爱恨分明的时候，母亲的辛劳和对父亲的思念一件件刻在孩子的心中，激发了他对父亲的怨恨。有一次他甚至对史国良说：“你怎么不死了呀！”这句话对于一位父亲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儿子越来越叛逆，更是让刘玉梅深感心惊，她意识到如果再不做出干预，史村的未来将可能不受控制。2001年，史国良回国后的第四个年头，刘玉梅与儿子也一同归国。
刘玉梅深知史村的症结所在，回国后她便找到史国良，希望他能够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但此时的史村对父亲怀有极深的敌意，他不接受父亲的帮助和教导。对于孩子的恨意史国良心痛如绞，看着奇装异服的儿子，他也明白，缓和关系绝非一日之功。
史村作品
过程是艰难的，好在史村虽然怨恨父亲抛下她们母子，孩子的本性却是善良而柔软的。史国良带他去采风、细心教导他画画，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孩子嘴上不说心中已经慢慢原谅了父亲，开始专注于学业，父子关系也逐渐得到了缓和。
2006年，史村到美国继续学习，史国良对儿子的态度和儿子的转变让刘玉梅感到距离一家团圆也许不久了。他对史国良说：“回来吧，我和孩子都需要你。”
史国良和儿子
2010年9月，游离于红尘之外15年之久的史国良又一脚踏进了人间。曾有人问史国良：“你出家放得下亲情吗？”
史国良说我放得下。
那人又说：“你出家，你的妻子孩子都不管了，他们怎么办？他们也是众生，你不顾众生福祉，修的什么佛？”
史国良瞠目结舌，他觉得这人说得对，就说那我放不下。
那人又说：“那你连感情都放不下，你还修什么佛？”
史国良一时呆住了。
史国良和妻子
如此看来，史国良老师着实没有慧根，当年出家大概心中想得也是可以自由地画画。但这并没什么可惜，佛门不缺一位没有慧根的和尚，红尘却需要一位会画画的大师。
爱恨情仇、书画江山，人间多好！
声明：刊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联系/投稿邮箱：service@shxyo.com
举报/反馈
